Summary：为解决企业面对数字化转型“不敢转、不会转”的问题，本文对“不敢转、不会转”问题进行理论层面分析，并对数字化转型的内涵、测量进行九游娱乐文化 九游app官方入口文献综述，为企业更全面认知数字化转型，定位自身需求提供参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占总GDP比重41.5%。其中，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41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81.7%。由此可见，产业数字化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产业数字化是指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对业务进行升级，进而提升生产的数量以及效率的过程[1]。数字化的过程及其后续影响被称为“数字化转型”[2-3]。

　　企业抓住数字经济机遇，实施数字化转型，构建新竞争优势迫在眉睫。然而，埃森哲《2023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显示，2023年仅有9%的企业转型成效显著，实现了企业营业收入与销售利润的显著增长；近6年也仅有11.5%的企业取得显著成效。只有2%的中国企业开启了全面重塑战略，以数字化能力重塑业务和职能。这意味着，在中国企业中极少做到从战略层面全面布局数字化转型。中国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选择上明显陷入了“不敢转、不会转”两难境地。

　　数字化转型“不敢转”主要围绕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经营治理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现有研究基于制度理论、权变理论、技术创新理论等视角，从企业外部环境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政府引导和推动[4]、数字市场[5]（、技术创新环境[6-7]、用户群体的消费需求和行为[8]等外部因素构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外部动力。

　　从内部经营治理层面，主要基于过程视角、资源基础观等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如：数字资源投入[9]、创新的人力资源投入和财务资源投入[10]等影响智能运营[11]、商业创新[12]等数字化转型的环节。在具体的研究切入点上，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通过问卷调研发现，我国有接近半数的企业并不具备较为清晰的数字化转型意识和数字化转型战略计划[13]。

　　数字化转型“不会转”问题主要是在实践层面，存在自知难、推进难、落实难等痛点。“自知难”是企业明确自身数字化需求、定位自身数字化水平难。“推进难”指数字化转型需要从顶层推动，逐层打通壁垒，周期长、投入高、风险高。“落实难”是技术蓬勃发展，更新迭代，长期落实需要灵活应对各种变化。

　　总体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从战略层面布局，但在企业内部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共识尚未形成，数字化转型成效的评价也存在分化意见。为此，本文对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和测量进行文献综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认知和自身需求定位提供参考。

　　为解决企业面对数字化转型“不敢转”、“不会转”的问题，本文对数字化转型的内涵、测量进行文献综述，为企业更全面认知数字化转型，定位自身需求提供参考。

　　现有文献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内涵的研究非常丰富，不同领域的研究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定义，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类：技术创新视角、组织行为视角、战略视角。

　　第一，技术创新视角。技术创新视角聚焦数字技术，主张数字技术创新为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和支撑[8]，并赋能企业成长。从技术本质来看，数字化转型是应用一种或多种数字技术，例如：信息、计算、通信和连接技术组合[11]，应用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触发企业属性发生重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12]，例如：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更高效的价值创造过程[9]；能够权衡公司资源和外部环境[10]、提高企业的绩效或扩大影响范围[11]，以获得竞争优势。

　　第二，组织行为视角。组织行为视角着眼于企业生产运营等管理实践，关注数字化转型在生产、研发、供应链、工作流程等过程所发生的变革。整体而言，数字化转型是企业为了适应数字时代环境变化，运用数字技术创新，重塑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以及企业流程、能力、价值创造方式的过程[9, 13-14]。具体来看，在营销环节，数字化转型包括数字化营销和数字化传播渠道，从而创造了企业与客户互动的新方式，带来了企业产品及服务的数字化[15]；在产品及效率环节，数字化转型是组织中许多层面上由技术引起的变革，既包括注重效率的过程数字化，也包括注重以数字化能力增强现有实体产品的数字化创新[16]。

　　第三，战略视角。该视角从更高的站位将企业数字化转型视为一种经营战略[17]。数字化转型是基于数字技术整合支持公司管理而产生的战略变革[18]，进而引发企业战略、商业模式、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组织变革[12]。李晶和曹钰华[19]明确指出，数字化转型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战略变革，它改变了公司的价值创造和业务范围，从而实现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实现快速成长和创造潜在价值的重要战略选择

　　本文结合组织行为视角和战略视角，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企业为了适应数字时代环境变化，运用数字技术创新，重塑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以及企业流程、能力、价值创造方式的过程[19, 13-14]。

　　目前，学术界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量标准尚未形成共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过程，加之缺乏相关统计数据与技术性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2019），难以构建全面、科学的数字化转型指标。在微观实证研究方面，主要测量方法有3种，评价体系、问卷调查和文本挖掘。

　　第一类，评价体系。最初Chanias 和Hess、Remane、Berghaus 和Back(2016)[20-22]采用数字化就绪度和数字化强度构建二维矩阵进行分析，并提出“数字化成熟度”概念，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2018年工信部联合埃森哲通过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数模型评估企业在智能运营、主营增长、商业创新三个业务维度上的转型进程。

　　第二类，问卷调查。刘淑春等[23]对浙江省“两化融合”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认为数字化转型是向“数字化管理模式”变革，用数字化转型项目投资量作为替代性指标。王永进等用问卷调查方式，采用企业 IT 投资额、企业经常使用电子计算机的员工人数、参加 IT 相关培训员工、企业采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实现的销售收入衡量数字化应用程度[24]。

　　第三类，文本挖掘。不少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向的研究文献开始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较有代表性的文献包括吴非等（2021）、赵宸宇（2021）、戚聿东和蔡呈伟（2020）、何帆和刘红霞（2019）[27, 30]等。文本挖掘的需要构建合适的词库，上述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建立了较为成熟的特征词库。

　　综上所述，从企业数字化战略决策的认知出发，明确和量化数字化转型需求，对于解决“不敢转”、“不会转”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朱秀梅,林晓玥.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脉络梳理与整合框架构建[J].研究与发展管理,2022,34(04):141-155.

　　[2]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1,37(07):130-14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