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数字化在高等教育领域内，通过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辅以大数据、算法、深度学习等智能工具，能够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个性化适配度、吸引力及其教学场域的扩展。在带来“技术红利”的同时，教育数字化也引发一系列风险隐忧，如师生主体地位的消解、思政价值共识的湮没、师生情感互动的缺位、个人隐私数据的泄露。为规避潜在风险，确保教育数字化健康发展，应秉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供给、以情感之暖化解工具之冷、以规章制度保障思政效果、构筑多主体协同育人模式。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的目标，在此背景下，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是我国教育实现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其中，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集成应用正塑造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范式，标志着教育领域内一种创新的教育形态的兴起。数字技术在为思想政治教育重塑教育生态、延展教学场域、优化教学方法的同时，也伴随着“信息茧房”、算法歧视、技术异化、教育主体性丧失等潜在风险。厘清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赋能，廓清其潜在风险隐忧，提出可能的现实进路，才能确保高校在教育数字化的背景下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师生互动是促进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多维发展的关键机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培养高阶思维能力的基础[5]。教育数字化场域下，思政教师脱离了对知识的重复讲解，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开展师生互动，为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思想发展建议。师生互动的渠道和模式也表现为多样化，不仅仅有文本，还包括声音、图像、视频、动画、甚或妙趣横生的各色各类表情包。同时，教育数字化场域下的高校思政课虚拟仿真教学体验中心具有“沉浸体验、自然互动、感知构想”[6]等功能。通过立体沉浸式思政课教学场景，如红色文化景区、名人故居、纪念馆等，学生从被动的观察者变为主动的体验者，对思政课教学内容进行深度体验和感悟，在交互体验中激发情感共鸣和认知飞跃，最终实现教学内容的认知内化与情感同化，即所谓的“入脑”与“入心”。

　　教育数字化为思政教育带来“技术红利”，注入新动力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引发风险隐忧。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数据泄露，更涉及思政教育各方的主体地位、价值共识和情感互动。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强调，教育过程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互动的双向动态，其中双方都被赋予主体性角色[7]。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框架中，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课程活动的策划与执行，然而，大数据、智能算法和深度学习的介入，承担了部分课堂组织与学习决策，必然使师生的主体性受到影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

　　从教学维度审视，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作为课堂的中心和主导者，对教学内容的筛选、教学策略的运用、评价机制的执行以及教学成效的评判拥有决定性权力，彰显其权威性地位。然而，智能算法在学生网络观点抓取、思想动态展现、行为数据分析方面表现出色，取代教师的主导地位。在实施精准思政的同时，系统设计人员的“算法黑箱”，人工智能的“类主体性教学代理”，其潜在的算法偏差与偏见必然影响甚或误导思政课教师对学情的分析。从学生维度来看，学生在课堂活动中的主动参与是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更是其主体性的体现。智能算法依据个体特征和具体需求，精准推送思政信息，然而，长期接受信息“投喂”的受教育者逐渐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形成盲目的数据崇拜，产生思维和行为惰性，失去主动筛选信息、做出自我判断的能力。在教育数字化场域下，师生 的主体地位不断被消解，智能系统僭越教育主导权，这显然违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初衷和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推动社会政治体系优化、增强社会意识形态共识、保障社会秩序稳定的三重使命[8]。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转向中，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压制主体价值和社会共同价值，价值共识逐渐被湮没。其一，智能算法形成“信息茧房”。在内容推荐和过滤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对受教育者“投其所好”，精准投送相关信息；用户沉溺于“强相关性”信息形成的“信息茧房”桎梏，异质化多元声音、与个人喜好无关的、公共性、公益性思政教育信息被自动屏蔽，难以进入“茧房”。其二，同质化九游娱乐 九游娱乐官方圈层的涌现。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构建教育对象的集体身份认同是促进社会共识形成的关键策略之一。然而，智能时代下，大数据技术和智能算法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个体基于共同兴趣和理念的社群构建，圈群内部个体言论彼此形成“回声”，不断强化圈群内部身份认同，社会共同体身份逐渐消解。 其三，价值共识和社会正能量的匮乏。在智能技术和算法推荐的加持下，专注于对受教育者个人偏好信息的挖掘和推送，碎片化、浅表化、娱乐化信息充斥网络空间，有深度、有见解的言语话题不受关注和推荐，思政教育供给内容严重不足，价值共识和社会正能量难以形成。其四，“数字鸿沟”进一步撕裂社会共识。不同地区的教育数字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智能设备匮乏、智能素养欠缺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教育数字化场域下逐渐丧失话语权，成为沉默的群体，这一群体标签在智能算法的加持下进一步恶化。

　　相对于其他专业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传授知识、培养情感、树立信仰”的三重功能，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情感互动、情理交融中实现思政教育内容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优秀的思政教育是有温度、有情感、有力量的课程，在情理交融之中获得受教育者的认同，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相较于纯粹理性的驱动，情感维度在激发个体对自我存在的认知以及促进其主动参与富有意义的社会实践中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9]。

　　教育数字化场域下，机器成为师生关系的中介，教师可以不接触学生就能了解学生的日常行为、思想波动，人工智能代替教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在线测评和建议，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始终处于“人—机—人”的虚拟交互模式，彼此化身为“数字符号”，遵循程式化的活动设置，师生真实的情绪、感受被技术屏蔽隔断，呈现认知参与、情感遮蔽的“伪参与”，弱化了情感对思政教育的催化作用。思想政治教育降维成为没有情感的信息传递，传统师生互动模式的解构也对教书育人成效产生深远影响。

　　海量数据是教育数字化的底层架构，教育数字化以学生的行为数据作为底层架构，囊括行程轨迹、消费记录、心理状况、网络言行、态度观点、谈心谈话记录、家庭背景及生理缺陷等，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海量数据系统。思政教育工作者基于海量数据做出研判，针对受教育者个人需求和特征，有效开展智能思政和精准思政。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得到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通过加强高校思政课程建设，推进“大思政课”理念的实施，实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果。 然而，教育数字化场域下，人工智能凭借技术优势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推动智慧思政、精准思政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隐忧，未来应从价值引领、人机协作、情感联动、法治规范和协同推进五个维度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推动教育数字化的高质量发展应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为出发点，秉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坚持技术为用、以人为本的政治立场，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对于确保教育数字化进程中‘守正创新’的政治方向具有决定性意义。为此，我们采取如下两点措施。

　　其一，明确数字智能技术的使用范围，避免过度使用、 过分依赖技术，从而诱发技术异化和单向度的工具理性，形成思政教育的负面效应。坚持技术为用，坚持育人之本，虽然智能技术能够承担部分“授业”“解惑”的教学任务，提升思政教学有效性，但“传道”之任始终掌控在教师之手，不可僭越。受教育者面对虚拟仿真技术呈现的三维空间和实时交互，倘若摒弃了思政课教师的阐释、引导和升华，只会徒留一片空洞的热闹，缺乏深度的触动。

　　其二，推行教育数字化应遵循和凸显思政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顺应受教育者自身认知、思想、行为的变化规律。教育数字化的利益相关方既有教师队伍，也有技术人员，两者在思想上要统一，构建协同效应，超越对技术工具性、流量导向和算法至上的单一追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增加优秀思政教育的内容供给，避免算法歧视、信息茧房的负面影响，为每一位受教育者构建精神丰盈的主体世界。

　　教育数字化场域下，基于智能算法的思政内容擅长以讨巧的方式迎合个人偏好，极易遮蔽、阻碍个体的全面发展需求，导致信息固守、观点偏颇、价值失衡。作为思政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做好优秀思政教育内容的筛选、过滤和供给，以个体智慧弥补工具理性的潜在缺陷；紧紧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任务，厘清信息逻辑、资本逻辑与人民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人民逻辑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与逐利的资本逻辑相矛盾，信息逻辑则有助于我们充分利用和限制资本至上的逻辑，更好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10]。

　　不论教育载体如何演进，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要义，致力于促进个体的自由与全面成长。智能技术能够在多方面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但个体往往具有复杂的主体特征和特有的价值取向，数字技术本身无法了解并产生人类的情感。教育数字化场域下，思政教育工作者虽然“让渡”了部分教学任务，但在思政课教学设计、实施、反馈、评价等各个环节，教师应有意识地将情感因素融入其中，用情感的“软实力”来防范和化解技术理性带来的机械和冷漠[12]。正如唐代韩愈所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教育数字化场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绝非单纯的信息加工过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情景创设、情感互动、情感体验与升华发挥着无可替代的育人作用。

　　法律法规是教育数字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已先后发布和出台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为教育数字化的规范性发展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指南和基本原则，旨在引导该领域沿着健康、可持续的轨道前进。然而，在教育数字化的具体法规设置方面尚不够完善，如算法设计、市场准入、平台九游娱乐 九游娱乐官方运营、信息发布和教育数字化多主体联动责任等，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对此，高校可以建立“教育数据管理与监督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和管理学生数据的使用，防止个人隐私数据的泄露。委员会还应制定明确的规范，确保数据使用的合法性和透明度，避免出现算法歧视和数据滥用现象。

　　教育数字化实施过程中，从法规层面引导技术向善和价值导向，防范可能出现的技术异化和价值扭曲风险，具体做法如下：其一，从法律法规层面做好顶层设计，明确界定智能技术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边界，从制度上规避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等深层设计问题，化解潜在的教育数字化风险。其二，针对教育数字化技术人员和思政教育人员，建立智能素养培养机制，不仅涉及研发设计环节，也包括具体应用环节，提升技术人员的数据素养和算法素养，推动师生合法合规运用智能技术，形成人工智能技术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良性协作。 其三，构建健全的监督管理体系与问责制度显得尤为关键。通过确立法律规范与操作规程，为教育数字化的稳健发展和守正创新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教育数字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多方力量须构筑协同育人机制。具体而言，学校、家庭以及社会通过跨部门协作、校内外资源整合、课程体系的互联互通以及教师队伍的协作联动，共同构筑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的“大思政课”教育模式。该模式旨在通过多主体、多层面的联动，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环境，提升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13]。从校内层面来看，多部门、多主体须通力协作，使教育数字化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在学校做好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各级职能部门统筹协调并负责具体实施，团委、学生处调动学工辅导员协助工作开展，信息中心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数据管理。从校外层面来看，不同马克思主义学院能够共同开发“思政课教学资源库”“云端思政课”等整合性课程，构建一个融合政府、学校及家庭三方的协同育人机制，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在传统课堂讲授、实践操作教学以及数字化虚拟平台教学间的无缝对接与整合，形成育人合力，同时，凭借智能技术，打破教育主体之间的物理阻隔，推行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育人模式。对此，高校可以建立“家庭-学校- 社会三位一体思政教育联动平台”，通过整合家庭和社会资源，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与协作[14]。例如，部分高校已经通过线上平台组织“家校协作思政教育研讨会”，将家长、教师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纳入教育体系，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毋容置疑，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我国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应用是这一趋势的具体展现。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在拓展教育场域的同时，极大地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匹配度和亲和力。然而，随之而来的师生主体地位的消解、思政价值共识的缺失、师生情感互动的缺位以及个人隐私数据的泄露，也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显然，未来我们应着力从价值引领、人机协作、情感联动、法治规范和多主体协同推进五个维度推进教育数字化，助力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