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与环境》（URM2010: Cities, Society and Environment）“双主修”项目的同学，其中大约五成的同学来自港中大。不少同学在设计并撰写课程论文时有意识地引入了深港双城的比较视角，通过对照两座城市的异同，深化了大家对于城市的多元认知。

　　在本期课程论文中，同学们九游娱乐继续以深圳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实地调研所收集的一手数据，着眼于这座城市中的不同人群，勾勒出深圳这座年轻而高速演变的城市方方面面的现实图景。

　　贯穿研学过程的一个核心关切点是，在物质空间与技术设施的迭代更新以外，我们能否构建更公平、更包容、更具有人文关怀的社会空间，使得城市生活为每一位居民所享有。

　　曹哲瀚和李航通过对学校附近深信息小吃街的实地调研，揭示了非正式经济部门在吸纳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为缺乏退休保障的老年劳动者提供了重要的收入来源。在与食街摊主的访谈中，他们发现许多经营者因难以承担正规化所需的摊位管理费及其它成本，因而更倾向于维持目前的非正式经营状态。这一发现呼应了非正式经济持续存在的相关理论论述，同时也凸显出城市规范管理与社会经济活力之间的张力。

　　田薇然和黎天颖的研究聚焦于深圳福田的次元小镇，探究了ACG消费生态系统的构建和亚文化空间的生产。二次元文化虽兴起于网络，却通过谷子（二次元周边）商业与同好活动，塑造了生机勃勃的线下实体空间。爱好者在三次元据点通过消费、社交与观展等活动加强了文化身份的认同。得益于其优良的地理位置，次元小镇吸引了深港两地的访客，凸显了亚文化认同超越地域边界、成为塑造城市文化空间与归属感的重要力量。

　　徐佳羽通过对某商场清洁工群体的深度访谈，聚焦于消费空间中被遮蔽的劳动，并揭示了商场前后台的空间生产逻辑。她的研究发现，清洁工的日常劳动维系着商场光鲜亮丽的消费景观，而他们的休憩区域却被限制在不可见的后台——这种空间区隔构建了一个屏蔽“脏活”的消费主义幻景。其研究进一步延伸了福柯关于全景监狱的论述，揭示出数字技术不仅持续监控着在场与劳作，更深入规训了劳动者的言行与情绪，形成一种更精细且常态化的治理机制。

　　黄信乐的研究以校园及周边区域为样本，通过对特定指示物种的观测，深入探讨了城市生态系统的存续机制，如豹猫、凤头蛇雕等较高营养级森林物种的踪迹表明，生态廊道在维持食物链完整性方面发挥着关键功能。其研究挑战了“城市化等同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一传统观点，表明即使是在建成环境中，城市依然可以成为支持生态共生的重要空间。

　　罗佳怡、张添翼与孙小迪以深i回收这一应用程序为切入点，探讨了城市垃圾回收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及其挑战。他们发现，作为回收主力人群的老年人普遍倾向于传统回收模式，这一选择既有代际数字鸿沟的影响，更与老年人对人际互动以及情感联结的社会性需求密切相关。这一发现对城市治理中效率优先、技术驱动的模式提出了反思。研究还分析了由政府、企业、普通市民以及个体拾荒者所组成的回收网络，其复杂的博弈与合作塑造了城市物质代谢的实际运行生态。

　　李泽铭以深圳能源大厦和平安金融中心为例，分析了绿色建筑中包括通风廊道、高反射材料、屋顶与立体绿化、冷却式瀑布墙等技术设计如何帮助缓解高密度城市环境中的热岛效应。他在研究中进一步应用社会—科技系统理论，指出需要将物理效能与用户体验结合起来，才能建设兼顾生态效益和社会包容性的城市基础设施。

　　杜狄轩通过对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两个校园的地形、电梯配置、校车接驳、楼道入口等关键节点的比较，分析了在建设无障碍校园上可互相借鉴的地方。吴昀叡则以深圳罗湖站和香港旺角站为例，考察了地铁系统中无障碍设施的实际使用效果。她的研究发现，即便在硬件设施相对齐全的站点，残障人士仍难以实现真正独立自主的出行。这揭示出在硬件建设以外，包容性环境的设计和运营需要持续采纳使用者的真实反馈与参与，并辅以软性制度的保障。

　　李天宇和郑睎文的研究聚焦于智慧城市的医疗健康领域，揭示了老年人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多重困境。其研究发现，多数年长者仍偏好传统的线下预约模式，这既有代际数字鸿沟的影响，也与应用程序的设计界面未充分考虑年长者的认知习惯与使用需求有关。在学习使用相关数字工具时，年长者普遍依赖亲友或工作人员面对面、手把手的指导，这反映了智慧城市的建设若忽略特定人群的特性，便可能导致技术供给与真实需求之间的脱节。

　　刘文君的研究聚焦于地铁车厢这一日常场所，将其作为性别化公共空间的研究样本。基于问卷调查和访谈，她不仅分析了女性乘客在面对潜在骚扰时所采取的预防与应对策略，同时也指出了这些私力救济的局限性。关键在于构建制度化的保障机制，并将其与群体团结结合起来，才能系统性地推动公共空间向更性别友好的方向转变。

　　游剀淇的研究以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一具体议题为切入点，考察了社区自治在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挑战。她发现，行动者往往聚焦于达到规定的最低同意率这一效率导向的目标，而低楼层住户的合理异议与权益考量则被边缘化甚至忽视。她指出，被简化执行的程序正义实质上将民主协商转化为目标驱动的政治动员，不但无法真正化解居民间的利益分歧，反而可能侵蚀社区内部原有的信任基础与团结。

　　朱泳樱的研究以深圳的某个城中村为例，探讨了城市化背景下城中村家庭与社会结构的独特演进轨迹。其研究发现，与韦伯、马克思等经典理论家关于城市化消解传统社会结构的论断相反，城中村的城市化非但没有削弱其父权制结构，反而通过分红分配、婚嫁习俗与村落治理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进一步巩固了男性中心的家庭与社会结构。地方宗族制度中，女性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公共议事与权力空间之外，揭示了城市化可能会固化乃至加剧既有的社会不平等。

　　魏翱岚以大运中心为例，借助列斐伏尔城市权的理论框架，剖析了大型赛事期间公共空间使用权的动态博弈。通过观察、访谈及行为地图等方法，翱岚研究分析了赛事组织方通过设置临时路障、安检通道、巡逻机器人等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干预手段，将场馆周边重建为以安全和秩序为核心的临时管制空间。与之相对，市民与摊贩则采取自下而上的灵活策略——包括游击式活动、流动性经营、边缘空间溢出等——来持续争取他们的城市权并维持日常生活社交。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学士、硕士，美国克拉克大学地理学博士。研究与教学兴趣包括人文地理学、科技与社会研究(STS)、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