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促进领域深刻变革（Agarwal et al.，2010），使人们生活各方面“变得更好”（Stolterman et al.，2004）。对教育而言，教育数字化是教育活动与当代数字技术的一种融合（冯珍珍，2012），教育活动形态和数字技术之间有独特的关联关系。按照数字变革的“3D”模式，三次数字革命描述了数字技术衍生的数字价值的变化。本研究以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及其价值演化作为切入点，梳理教育数字化的发展脉络，如图1所示。

　　第一，数字技术的内嵌与耦合。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对教育的全面重塑，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演绎出了数据革命的新形态，并逐渐形成用数据说话和决策的新格局。而在数字技术和数据衍生的应用中，教育活动场景也获得了延展，由物理空间逐渐延伸至数字空间。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数据、数字技术和数字空间已经成为了基本的生产要素和行动对象，深深嵌入到教、学、考、管、测、评等教育全流程中，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从图中可以看出，教育数字化从数字化转换、数字化升级到数字化转型的演化过程，有赖于数字技术的螺旋式向前发展。各阶段之间并非完全线性，其内容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具体来说，在教育数字化初级阶段，人们主要利用计算机录入、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数据库等手段，将模拟数据转换为数字格式的信息，初步应用数字信息系统来为教育组织提供数字资源服务和数字管理服务，并表现出“信息连接”的特征。在教育数字化中级阶段，人们整合数据资源、数字技术和数据空间，将依靠教育主体手动完成的任务转移到自动化的流程上，以提供自动化、精准化的教学和管理服务，此时“信息连接”得以进一步推进，并开始表现出“信息共享”的特征。在教育数字化高级阶段，数据被视为教育组织的战略资源，教育组织的教学活动、工作流程、发展战略等被重新定义以创新教学服务，并在延伸“信息连接、信息共享”的基础上表现出“智能化”的特征。

　　当前教育领域的一些专家、学者围绕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本质（祝智庭等，2022a）、理论框架（祝智庭等，2022b）、实践逻辑与发展机遇（祝智庭等，2022c）、发展需求与推进路径（吴砥等，2022）、国际经验（王姝莉等，2022），以及高等教育领域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与对策（李铭等，2022）等进行了初步探讨，虽然论及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某些问题，但还缺乏对其深层原因的系统梳理，对教育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认识也还不够清晰。整体来看，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和实践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在获得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仍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对此，教育组织应如何作为？回答此问题的关键是认清教育数字化转型本质，找准关键问题进行突破。基于此，本研究拟通过梳理教育数字化的发展脉络，在解析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和价值基础上，探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困境，进而提出应对策略，以期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和实践提供借鉴。

　　教育数字技术和数字价值关系的变化过程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教育数字化经历了一个随数字技术发展而持续进化的过程;二是数字技术带来的数字价值是教育数字化的目标追求。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教育数字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和更高层次的追求，并不是传统观念中数字技术与教学活动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现代数字技术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的赋能，推动教育组织教学范式、组织架构、教学过程、评价方式等的转变。本质上，教育数字化转型指向教育系统性的创新和变革，目的是使其从供给驱动变为需求驱动，从而形成具有开放性、适应性、柔韧性、永续性的良好教育生态（祝智庭等，2022c）。由此来看，教育数字化转型涵括双重意涵：

　　第二，教育的创新和变革。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是数字技术带来的数字价值，这个价值在于引发并促进教育产品、教育服务、教育流程、教育模式、教育组织等的创新和变革，而这些创新和变革带来了教育服务生态的变化和重组，比如打破传统的以学校为主体的教育格局，形成精准、定制、个性化的教育模式。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质是一种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数字价值主张，指向教育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和全领域的深刻变化，最终要形成数字教育新生态。

　　数字技术蕴含巨大的变革潜能（UNESCO，2021），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因应这一发展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1a）。2021年8月，教育部批复同意上海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区。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推动文化教育等领域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供给和网络化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2）。可见，数字化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新方向，教育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领域，其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未来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趋势。

　　《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办好公平优质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九游娱乐文化 九游app官方入口政府，2017）;《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1b）。可见，推进公平优质教育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任务，其内涵是促进学习机会公平和个体潜能发展，进而从整体上提升教育质量。然而，传统教育范式不能满足个体对学习机会、个人潜力的发展需求。鉴于此，聚焦需求的教育范式逐渐成为了新的追求，这就需要集成传统和新兴数字技术，打造机制灵活、开放创新、适需服务的学习支持体系。教育数字化转型正是解决这一需求的有效途径。通过打造连接、共享和智能的数字学习生态，可以促进信息的实时交换、消除时空之间的信息延迟、集成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信息、创设沉浸式的体验、促进资源配置，等等。这为教育创新和变革提供了更多的支持与服务，有助于推动公平优质教育的发展。例如，采用人机协同的方式进行作业批改、学生签到、学习反馈等活动，可以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效率;建设学习分析和智能推荐学习系统，可以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资源和教学服务;打造线上线下无缝融合的环境，可以促进优質资源共享、满足学生差异化需求。

　　技术进步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每一次技术革命均有效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给人类的生产、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从技术触发的控制结构转变来看，社会发展经历了机械化、自动化、计算机化和信息化四个技术代际（Paulin，2017）。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化发生了向数字维度的飞跃，使得新形式的交互、生产和感知的产生成为可能（祝智庭等，2022a）。在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中，数字化也逐渐成为广义信息化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性要求。2020年，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EDUCAUSE）提出数字变革“3D”模式，将数字革命的过程分为数字化转换、数字化升级和数字化转型三个阶段（Betsy，2020）。其中，数字化转换是利用数字技术将信息从模拟格式转变为数字格式的过程，包括信息数字化（Digitize Information）和信息組织化（Organize Information）;数字化升级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优化组织运作流程和信息管理的过程，包括流程自动化（Automate Processes）和流程精简化（Streamline Processes）;数字化转型则聚焦于应用数字技术来对组织活动、流程、模式和能力等进行重新定义，以重塑组织的价值主张，构建发展新生态。数字化转型建立在数字化转换和数字化升级基础上，是一个多路径、多维度和多层次的组织转型过程，代表了第三次数字革命（兰国帅等，2020）。

　　如前所述，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双重意涵。首先，“数字技术的内嵌与耦合”体现了教育数字化转型对数字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性。数字技术是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的关键，其受教育组织现有共同假设和决策规则的限制，需要在特定环境空间下应用;而环境空间也会受到数字技术的影响，因此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不确定的、动态变化的。其次，“教育的创新和变革”凸显出了数字技术具有促进教育创新和变革的价值取向，而影响技术创新实施的因素可归纳为技术层面、组织层面与环境层面三类（Tornatzky et al.，1990）。显然，数字技术、教育组织和环境空间是影响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的客观因素。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呈指数式发展，正在改变社会生产、消费、组织和服务形态，例如，数字银行、线上线下融合销售、自动驾驶、智能制造、智慧医疗等的出现和发展。这些数字化的新产业、新模式、新样态表明社会正在快速变化，人类社会正在步入数字智能时代。面对社会的快速变化，教育应该保持相关性（Jacques，1998），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人才，以回应社会发展需要。因此，在数字智能时代，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解决社会发展与人才供给矛盾、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新要求。首先，教育数字化转型要在产品、服务、流程、模式转变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数字意识、数字思维、数字结构、数字文化和数字化运作方式。这一过程有利于建设根植于教育教学的数字文化，增强人们的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从而提高人们未来数字生存和实践的适应能力。其次，教育数字化转型通过打造数字教育新生态，构建起灵活、开放的支持和服务体系，不仅可以提高教育组织适应能力，还能增强教育系统韧性和敏捷性，降低教育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和突发事件冲击时的不确定性。

　　综合来看，教育数字化转型与公平优质教育的需求相一致，与数字智能时代的发展要求相吻合，这在客观上向教育组织发出了清晰无误的信号：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极为重要。然而，虽然教育数字化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与所期待的——利用数字技术变革形成良好的数字教育生态，促进全方位、多层次和系统性的数字化转型，还有一定差距。这主要是因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还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其实践依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摘要：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深化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未来教育创新和变革的重要路径，但目前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处于探索起步阶段，仍面临诸多困境。基于数字技术与数字价值共同演化的逻辑，教育数字化转型呈现出数字技术的内嵌与耦合、教育的创新和变革双重意涵。在实践过程中，数字技术、教育组九游娱乐文化 九游app官方入口织、环境空间与行为实践是影响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四大因素系统。这些因素系统的有序支配与互动会产生驱动作用，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良性发展;反之，则会形成实践障碍。当前，数字技术系统的信息孤岛和数据管理问题、教育组织系统的战略保障缺乏和文化保障缺失、环境空间系统的政策支持不足和技术系统限制、行为实践系统的风险规避倾向和缺乏协同效应，制约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落地和成效发挥。因此，需从增强“数字技术”的服务品质、夯实“教育组织”的数字规划、完善“环境空间”的支持服务、推动“行动实践”的协调发展等多方面发力，营造有利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良好生态。

　　而在教育数字化转型场景中，数字技术、教育组织和环境空间的影响从实践角度来看，作用于教师、管理者等行动主体，影响他们的主观认知，进而影响其行为选择。我们将主观认知与行为选择结合起来，将之概念化为“行为实践”，以此作为行动主体互动方式与其他方式之间的一个类比。行为实践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主观倾向性因素，可能会受到数字技术、教育组织和环境空间的支持或限制。支持维度指数字技术、教育组织和环境空间会通过其具备的优势促进行动主体的行为实践，限制维度指它们存在的问题会影响行动主体的行为实践。也就是说，主观倾向因素会与客观因素关联在一起，共同影响教育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