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进入“分水岭”且成为企业必选项，数字化转型如何有效推进面临组织重塑、数字鸿沟等转型现状。本研究从认知层、方法层、系统层三个层面得出企业数字化转型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分别为是否对数字化转型有正确的认识、是否正确实施数字化转型方法论、是否能有效构建或融入数字化生态；并指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新趋势，如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领导能力密切相关、中国数字产业呈现区域和城市差异化分布的新趋势、“数字化产业带”带来区域产业集群效应新趋势；最后提出对策建议：提升企业数字化适应力和领导力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关注数字生态的构建和融入是企业数字化生存的系统保障，构建数字化产业带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区域韧性打造的焦点。

　　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经济结构转型加快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李琦等，2021），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39.2万亿元且GDP占比高达38.6%。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促使产业格局发生剧烈震荡（Sadeghi et al.，2021），从根本上改变了商业活动中组织的运作方式和价值创造逻辑（Bertani et al.，2021）。企业作为支撑宏观经济的微观主体，承载着中国宏观数字经济发展和微观个体经济转型的双重使命。在数字经济全球爆发式增长并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的形势下，中国企业积极创新求变，将“数字技术+”作为首要发展战略（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企业纷纷把数字技术引入组织框架，并不断打破原有的组织结构、管理逻辑和管理范式（Frynas et al.，2018），组织发展面临深刻的管理变革，企业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

　　国际数据公司调研显示，数字化转型已经上升为企业的发展战略高度，该比例在全球1 000强中高达67%，在中国企业1 000强中达到50%（谢仁杰和邓斌，2021）。数字化转型将是现在及未来企业竞争的“分水岭”，伴随着数字化转型进入深水区，企业不断进行组织重塑，探寻突破“数字鸿沟”获得可持续增长之路，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关注方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加速进入“分水岭”，探寻新的可持续增长方式已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国际著名咨询公司埃森哲已连续四年发布《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的领军企业营收增速是一般企业的四倍，企业数字化转型已呈现“分水岭”。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伴随着人们将办公、医疗、购物、教育、社交等活动由线下向线上迅速转移，数字化领军企业借势异军突起。埃森哲对数字化领军者的认定与新业务占比密切相关，具体标准是成为数字化领军者要求过去三年的新业务营业收入在总营业收入中占比过半。领军企业过去三年的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是其他企业增长率的5.5倍，领军者营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高达14.3%；其他企业的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仅为2.6%。领军者的销售利润率远远高于其他企业，达到12.7%；同期其他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仅为5.2%。

　　数字技术变革顾客价值和商业活动的同时，对数字化时代企业的组织进化和能力重塑提出了新要求。数字技术驱动组织向营销精准化、资源高效化、管理智能化方向发展（Einav and Levin，2014；陈春花等，2022），这需要企业实现由“工业化管理模式”向“数字化管理模式”的转变（陈春花和钟皓，2020）。在围九游娱乐 九游娱乐官方绕顾客价值展开的商业活动中，企业需要重塑数字化业务模式、数字化组织模式、数字化协作模式（黄群慧等，2019），以及组织的管理机制、运营方式、生产方式、信息结构等的重塑，进而打破固有工业模式下的“路径依赖”（Barley and Kunda，1992；肖静华，2021）。企业数字化转型关乎企业成长与中国产业数字化成败，因此，对区别于以往竞争或资源视角的新型管理模型的探索，已成为学术界和产业界关注的焦点、热点和前沿问题。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适应数字化时代的主动选择，行业数字化转型进入深水区，“数字鸿沟”态势不断凸显。领军企业充分认识到数字技术的重要性，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且成效显著。数字化转型正在改变和颠覆企业和行业运行规律，数字原生到传统企业都在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探索。宏观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传统企业面临着比以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实施以创新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是传统行业的主要转型路径。相关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7%的转型成效显著的企业，他们在深耕传统业务的同时，寻求转型升级的新业务拓展，并在过去三年，其营收占比已经超过总营业收入的50%。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出由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在信息、网络技术的拥有和应用程度、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的信息落差及两极进一步分化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态势。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关于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调研数据，截至2020年，只有11%的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带来直接经济效益，众多企业面临数字化转型困境。向数字化时代转变的过程中，对数字化转型的正确认识是首要的认知层挑战、是否正确实施数字化转型方法论是方法层挑战、是否能有效构建或融入数字化生态是系统层挑战。这些是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直面的问题。

　　2016年，美国麻省理工商学院的《斯隆管理评论》曾发布全球数字化企业高管研究报告，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认为，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关于技术的，关键是对于利益相关者（如顾客、合作伙伴、员工等）是否创造了新体验和新价值，是否可以通过重构组织、文化、产品、服务，重塑组织战略和商业模式，进而驱动企业的经营绩效可持续增长。

　　数字化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总会遇到各种挑战，如果没有明确的方法论指导，企业可能会因找不准新市场定位、凸显不出自身的竞争优势、难以正确评估自身的转型效益、难以将现有业务和数字化新业务有效融合而陷入实施困境。因此，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系统布局时，应参考业内数字化转型的经验和方法论，来进行整体设计和分步骤分区域阶段性实施，否则，将会为企业带来巨大的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

　　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交易前的协作和交易后的管理，包含了80%以上的价值，而传统的、单一的九游娱乐 九游娱乐官方模式，其实只释放了整体价值的20%。产业生态可以实现消费端和生产端融合的“端到端”信息和资源匹配，进而通过产业生态的构建和嵌入激发出潜在的60%价值释放。詹姆斯•卡斯在《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中指出，“只有意识到边界不过是我们的视域，边界才能被打破，我们所凝视的，是有限的，必定不能打破边界”。有限的游戏在边界内玩，无限的游戏玩的就是边界。企业、产业、行业的边界开始不断被突破，单个企业开始突破自身的组织边界、产业边界和行业边界融入数字生态中，这是数字化时代企业可否获得大系统效率的关键所在。

　　麻省理工商学院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上百个案例的详尽分析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和领导能力的不同组合将带来企业在绩效上的显著差异。因此，将被调研企业从数字化能力和领导能力两个维度，对企业进行区分后获得四种类型，如图1所示。

　　入门型（Beginner）：此类型为低领导能力和低数字化能力的组合。属于该类型的公司，对于高级数字化能力应用与企业运用的程度很低，尽管他们可能会使用诸如ERP系统或者电子商务等基本应用程序，但是由于数字化能力较低，且由于领导能力较低，企业的收入平均呈现负4%的增长水平，利润率下降11%，市场价值降低7%。

　　跟潮型（Fashionists）：此类型为低领导能力和高数字化能力的组合。属于该类型的公司，由于具有较高的数字化能力，企业已经实施的数字化转型举措可能会创造一定的价值，这体现在其收入平均增长6%。但是受限于较低的领导能力，由于企业在项目之间并未形成较好的协同效应及发展愿景，因此企业的利润率和市场价值分别降低11%和12%。这些企业的最大问题在于，其数字化能力构建和转型战略并非建立在如何体系化和最大化商业利益的基础上，因此其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提升企业领导力，协同运用企业数字化能力服务并实现企业整体目标。

　　保守型（Convervative）：此类型为高领导能力和低数字化能力的组合。属于该类型的公司，其领导能力的发挥是公司发展的原动力。这些企业在面对数字创新时通常保持谨慎的态度，公司通常具有强有力的一致性愿景和文化，能够在整体愿景指导下治理规范，确保运营得以有效开展，如其利润率和市场价值平均呈现9%和7%的增长趋势。但是该类型企业的劣势在于其对于数字化转型趋势的把握上，因为他们通常对于创新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因此通常不属于最早获得数字化转型收益的企业。因此，受限于数字化能力，企业的收入通常呈现下降趋势。

　　领导型（Digital Masters）：此类型为高领导能力和高数字化能力的组合。属于该类型的公司，懂得如何运用数字化能力提升企业价值。他们可以将企业的愿景、战略、变革和文化管理等有效结合起来获得新的投资机会和新的投资收益。由于具有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同时叠加企业的数字化能力和创新举措，该类型企业的数字化竞争优势日益凸显。因此，该类型企业在收入、利润率和市场价值提升的平均值上，分别为9%、26%和12%。可见，成为数字化领导者类型的企业，需要在数字化能力和领导能力上均有所建树。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化产业增加值达到7.1万亿元，同比增长11.1% ，其中，服务业、工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 37.8%、19.5%，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具有较强的拉动效应。伴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数字化产业竞争力显著提升，数字产业呈现区域分布差异化和城市分布差异化的新趋势。如2018年数字中国指数分布，总体呈现东快西慢的态势，东部地区数字中国指数增速为84.64%，处于领先水平；中部地区数字中国增速为79.69%，居于中等水平；西部地区数字中国增速为68.88%，处于落后态势。技术创新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具有显著影响。技术创新是中部地区数字化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驱动因素，能有效促进该区域的数字化产业竞争力和潜力的提升。随着数字技术不断迭代和发展，中部城市将凭借承东启西的区位红利，在未来几年中释放出巨大的数字产业发展潜力，数字产业竞争力预期将得到迅速提升，凸显重要性；而西部地区由于受限于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未来的技术创新亦能带来其数字产业竞争力提升，且将呈现边际效应递增态势（陆小莉等，2021）。

　　可见，当前中国数字化发展存在区域间的“数字鸿沟”（段博等，2020），整体上呈现出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的阶梯化的差异性分布特征，其主要表现为规模优势和技术创新水平上的差异（陆小莉等，2021）。基于区域原有产业发展状况以及区域数字基础设施等的差异性，中国区域间呈现出差异化特征，产业发展优势和竞争实力等均呈现非均衡状态。如北京、广东等在数字化产业中具有引领地位的区域，其数字化产业产值比重已逾15%，相比中西部省份不足5%的态势，其数字化产业优势可见一斑。

　　从城市发展层面，《城市数字化发展指数（2022）》对242个中国城市进行了全面评估（见图2）。该评估结果显示：多个城市的数字化取得显著成就，数字化浪潮在城市方面不断推进，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成为区域数字化新增长极。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成都、广州是数字化一线城市，处于数字化领先地位。南京、重庆、苏州、无锡、宁波、武汉等新一线城市数字化发展进程紧随其后，该类型城市的最大特点是构建了数据驱动的数字城市基本框架，并在重点领域实现技术创新突破。三线城市和四线城市都开始向二线城市集中，二线城市数字化发展初见成效，年增长率达到15.5%。

　　图2 2017—2022年城市数字化发展浪潮[ 资料来源：《城市数字化发展指数（2022）》。]

　　根据2022年8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数字化产业带：增强产业韧性与活力》的相关报告，数字化产业带中每增加1%的供应商，线%，处于该区域的中小企业经营活力和集聚性越强，区域经济发展越活跃。截至2021年，已经在163个城市呈现3 000多个数字化产业带。各省区市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数字化产业带，如金华的服饰配件、办公文化、收纳清洁数字化产业带，深圳的数码电脑、女装和家用电器数字化产业带，广州的女装、美容护肤、箱包、电脑等数字化产业带，东莞的包装、女装和数码电脑等数字化产业带。

　　根据最新研究报告，为应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各组织加快了对于数字化的投资，企业对数字转型直接投资的复合增长率将在2022—2024年提升至16.5%，预计到2024年底将占据企业整体ICT投资的55%；到2023年，1/2的公司将从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中获得超过40%的收入，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疫情的推动下进入深水区。因此，未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如何有序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获得疫情期间“数字化加速度”，将受到广泛关注。

　　伴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只有改变认知并不断调整和提升企业对于平台的适应力和领导力，才能真正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并能应对外部不确定性，进而获得可能的“数字化加速度”。数字化转型实践困惑对理论提出了挑战，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于企业实践转型，因此，理论界需要再认识和再出发（姚小涛等，2021）。实践界的困惑是如何开展数字化转型、核心障碍以及如何克服等一系列问题（刘洋等，2020），是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适应力相关的问题。此外，领导者提升自身数字化能力的重要性，被业界开始重视。如领导者对于该行业数字化战略未来的市场定位、对于业内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变化的精准预测、进行公司内部的战略制定和分阶段实施规划、自身对数字技术的了解和对未来技术发展趋势的洞察、驱动员工对数字化创新的尝试等等，都是数字化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构建数字规则体系，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为企业构建和融入数字生态提供了纲领性指引。数字时代的竞争绝不是单个企业的角逐，而是体系化、标准化、多样化和包容性的数字生态的竞争。企业如何能为自身所在数字生态提供独特和持久的价值，是企业保持其个体的生态价值、占据生态位以及确保其与数字生态协同共生、演化升级的关键。尤其是对于处于瓶颈中的关键数字核心技术，企业更是要构建以中国技术应用为核心、兼容并包、自主可控的数字生态体系，增强数字经济韧性。在此过程中关键是形成引领性的数字生态标准和规则，推动和构建数字共同体，进而促进生态内部企业共享数字创意成果、共建数字发展的和谐场景。

　　数字化产业带作为数字经济时代衍生出来的新产业组织形式，是激发区域固有优势、增强区域产业韧性和活力、提升区域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伴随着中国电子商务零售额的不断增长，电子商务应用日臻完善，新商业模式使得数字化新业态加速成长，为中国数字化产业带发展提供了加速发展的技术、模式和产业基础。全国数字化产业带从2013年到2021年有近30倍的增速，中国有效运用区域发展优势、现有电子商务和数字基础设施，开始不断助力东西部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并已经有效覆盖30多个行业。因此，未来加速发展数字化产业带，将有可能充分挖掘区域优势、提升区域韧性，并能改善数字化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为数字经济的降本增效和协同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