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黎教授的《论日本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原载《日本问题》1987 年第 4 期）是一篇兼具学术前瞻性与现实洞察力的经典研究。作为 80 年代中期日本经济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文章以严谨的逻辑框架、扎实的数据支撑和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不仅精准捕捉了当时日本产业结构的转型本质，更对后续日本经济发展及国际产业结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以下从学术价值、分析特色、现实意义及局限性四个维度展开评价：

　　在 1987 年日本经济仍处于 “泡沫经济” 前夕的繁荣期时，文章已突破对日本 “工业化成功经验” 的传统认知，敏锐指出其产业结构正经历 “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根本性转变”—— 这一判断远超同期多数研究对 “重化工业升级” 的表层讨论，展现了极强的学术预见性。

　　文章将战后日本产业结构概括为 “三次大调整”（战后恢复→重化工业化→知识密集化），并明确 1980 年代中期的转型是 “第四次质的飞跃”（从物质生产到非物质生产）。这一划分既符合日本经济史实际，又首次提出 “信息化社会转型” 的核心命题，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准框架。

　　文章提出的 “四大内在问题”（停滞型、技术引进型、外需主导型、畸形结构）直击日本产业结构的痛点：

　　1. “技术引进型” 指出日本对欧美技术的依赖，预判了其后续在原创性技术领域的短板；

　　2. “外需主导型” 结合贸易摩擦与日元升值压力，预见了 “外需转内需” 的必然性；

　　3. “畸形结构” 揭示的国内产业失衡（农业衰退、区域差距）与国际分工矛盾，至今仍是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文章明确提出 “以知识、信息、服务为核心的非物质生产扩张” 是根本方向，具体指向第三产业主导、特大城市基干产业升级（如东京成为国际金融 / 信息中心）、企业研发国际化等 —— 这些判断与 1990 年代后日本的实际发展高度契合（如东京国际金融地位提升、第三产业就业占比 1990 年达 59.2%、2020 年超 70%）。

　　文章引用了大量 1980 年代的权威数据（如 1985 年三次产业就业比重、1984 年国民总生产结构、企业研发投入占比），且数据来源涵盖日本官方统计（东洋经济年鉴、经济企划厅报告）与媒体报道，确保了结论的可信度。同时，通过新日铁转产、浦项钢厂赶超等微观案例，将宏观结构转型具象化，避免了纯理论分析的空泛。

　　文章以 “内在问题” 为起点（产业结构的先天缺陷），以 “外部环境” 为推力（新技术革命、人口老龄化、贸易摩擦），最终推导出 “转型趋势”（第三产业扩张、研发驱动、企业国际化），形成完整逻辑链。这种 “问题 — 压力 — 应对” 的分析范式，至今仍是产业结构研究的经典方法论。

　　文章通过美国、英国、西德的历史案例（如美国信息化后的地位波动、英国因保守错失转型机会），论证 “产业结构从低级到高级演进是历史必然”，既强化了日本转型的合理性，又为后续 “对中国启示” 埋下伏笔，体现了 “以史为鉴” 的研究高度。

　　文章不仅预判了日本产业结构的长期趋势，更警示了转型中的潜在风险：如 “产业空心化” 忧虑（日本各界对丧失工业大国地位的担忧）、传统产业的转型阻力（钢铁、造船业的挣扎），这些预判在 1990 年代后日本经济 “泡沫破裂” 与 “失去的二十年” 中得到验证 —— 过度依赖外需与技术引进的弊端、老龄化对内需的抑制，均成为日本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

　　文章在 80 年代就明确指出 “中国应抓住日本产业转移机遇，发展钢铁、汽车、家电等日本衰退产业”，这一判断对中国后续 “引进来” 战略（如 90 年代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制造业）具有前瞻性指导意义。同时，文章强调 “避免重复英国、美国的转型失误”（如固守传统优势产业），对中国当前 “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大国转型” 仍有借鉴价值。

　　作为 1987 年的研究，文章不可避免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存在一定预判偏差：

　　文章基于 80 年代日本经济繁荣期的判断，未充分预见 1990 年代泡沫破裂后 “内需疲软”“创新动力不足” 对产业转型的制约 —— 如对 “民间研发 + 国家科技计划” 驱动转型的乐观预期，未能考虑到日本企业后续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滞后（相较于美国）。

　　文章虽提及日本学界对 “产业空心化” 的忧虑，但认为 “转型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将化解担忧”，而实际中，日本制造业外迁导致的国内就业流失、技术传承断裂等问题，比预期更复杂，成为长期经济停滞的诱因之一。

　　文章以 “日元升值”“新技术革命” 为转型契机，但未考虑到冷战结束后全球产业链重构、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快速崛起对日本产业竞争力的冲击 —— 这一变量显著改变了日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使其转型难度远超预期。

　　刘昌黎教授的这篇文章既是 80 年代日本经济研究的里程碑，也是产业结构转型研究的范本。其核心价值在于：在日本经济巅峰期突破 “路径依赖” 认知，以历史规律与数据实证论证了 “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型” 的必然性；同时，其 “问题 — 环境 — 趋势” 的分析框架、“国际比较 + 现实启示” 的研究视角，为后续产业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尽管受时代限制存在部分预判偏差，但文章对日本产业结构本质的把握、对转型趋势的预判，以及对中国的启示，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 它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对日本经济的认知，更揭示了产业结构演进的普遍规律：唯有顺应生产力发展方向，主动突破传统路径，才能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优势。这一结论，对当下各国产业转型仍有深刻启发。

　　要探讨刘昌黎的文章对当前日本产业结构的启示，首先需要明确其研究的核心逻辑：刘昌黎作为长期研究日本经济的学者，其文章多围绕日本产业结构演变规律、政策得失（如 “技术立国”“产业空洞化”“老龄化与产业适配性” 等）展开，尤其关注 “增长动力与结构短板的匹配性”“政策干预与市场活力的平衡”。结合当前日本产业结构的核心矛盾 —— 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短缺、传统制造业竞争力下滑、新兴产业（如数字技术、绿色能源）突破不足、服务业效率待提升等，其启示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向：

　　一、警惕 “产业空洞化” 深化，强化 “制造业根基” 与 “产业链韧性”

　　刘昌黎在研究中多次强调，日本 20 世纪 90 年代后因成本压力将制造业外迁，导致国内 “产业空洞化”，虽短期降低成本，但削弱了本土技术积累和就业基础。这一教训对当前日本仍有极强警示意义。

　　当前日本面临的问题是：汽车、电子等核心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优势收缩（如新能源汽车被中国、欧美企业挤压），部分中低端制造持续外迁，而高端制造的本土配套能力弱化。

　　· 需通过政策引导（如补贴、税收优惠）鼓励核心制造环节（如半导体材料、精密零部件）留在本土，避免 “技术母工厂” 流失；

　　· 强化产业链 “本土 - 海外” 协同，而非单纯外迁 —— 例如将研发、核心部件生产留在日本，组装环节布局海外，同时通过技术输出控制产业链关键环节（如丰田的 “海外研发中心 + 本土技术总部” 模式）。

　　刘昌黎曾指出，日本传统产业（如汽车、机械）的优势源于 “渐进式创新”，但这种模式在颠覆性技术（如电动汽车、AI）面前易陷入 “路径依赖”（如早期对燃油车技术的过度依赖，导致电动车转型滞后）。

　　当前日本传统产业的核心矛盾是：既有技术优势（如精密制造、材料技术）未能有效转化为新兴领域的竞争力（如电动车电池、自动驾驶软件）。

　　· 打破 “技术封闭性”，推动传统企业与新兴企业、高校的协同创新 —— 例如鼓励丰田、本田与本土 IT 企业合作开发自动驾驶系统，而非单纯依赖内部研发；

　　· 政策资源向 “跨界融合” 倾斜：日本的技术优势多集中在单一领域（如材料），需通过政策引导将材料技术与新能源（如氢燃料电池）、数字技术（如半导体封装）结合，形成 “技术组合优势”。

　　刘昌黎的研究曾关注日本老龄化对产业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减少，另一方面催生 “银发经济” 需求。当前日本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 29%，劳动力短缺和消费结构老龄化（医疗、护理、养老需求激增）成为显著特征。

　　· 加速 “劳动力替代技术” 应用：在制造业推广机器人、在服务业（如零售、护理）普及自动化设备（如护理机器人、无人便利店），弥补劳动力缺口 —— 这与刘昌黎强调的 “用技术抵消人口劣势” 思路一致；

　　· 深耕 “银发经济” 细分领域：日本虽已布局养老护理，但仍可进一步结合技术提升效率（如远程医疗、智能养老设备），同时将 “银发产业” 标准化、品牌化（如养老服务输出），形成新的出口增长点。

　　刘昌黎曾分析，日本中小企业是 “技术创新的隐形支柱”（如精密零部件、特殊材料领域的中小企业），但长期受限于融资难、大企业 “压榨式合作”（如压低采购价格），活力不足。当前日本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 99%，但数字化转型率仅 30%（远低于德国的 50%），创新能力受限。

　　· 优化 “大企业 - 中小企业” 协作模式：借鉴日本 “中小企业支援法” 经验，通过政策强制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共享技术、订单，而非单纯压价（如要求丰田在零部件采购中预留 10% 比例给 “创新型中小企业”）；

　　· 针对性解决中小企业 “转型资金” 问题：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绿色化改造（如补贴云服务接入、节能设备采购），同时简化融资流程（如基于技术专利的信用贷款）。

　　刘昌黎指出，日本产业曾因 “出口导向” 快速崛起，但 2000 年后因过度依赖本土市场（内向型）和海外被动布局（而非主动整合资源），在全球产业链中话语权下降。当前日本面临的问题是：在中美供应链竞争中，如何避免 “被边缘化”。

　　· 从 “被动外迁” 转向 “主动布局全球价值链”：例如在半导体领域，联合美国、韩国构建 “技术同盟”，同时通过投资东南亚建立 “次级供应链”，既保障本土技术安全，又避免单一市场依赖；

　　· 强化 “优势领域的全球标准输出”：日本在机器人、氢能源、精密仪器等领域仍有技术标准优势，可通过国际认证、技术合作（如与欧盟共同制定氢能源储运标准）巩固话语权，而非仅局限于产品出口。

　　刘昌黎的研究始终强调：日本产业结构的生命力，在于能否根据外部环境（全球竞争、技术革命）和内部条件（人口、资源）动态调整。当前日本的启示核心在于 ——既不能固守 “传统优势” 而陷入路径依赖，也不能盲目追逐新兴产业而放弃根基；需以技术创新为纽带，将 “本土韧性”（制造业、技术积累）与 “外部适应性”（全球化布局、新兴领域突破）结合，同时适配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需求与约束。这正是其研究对日本产业结构的现实意义所在。

　　刘昌黎在《论日本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中，通过梳理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的三次调整及 80 年代中期的转型趋势，隐含并明确总结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与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既涵盖成功实践的核心逻辑，也包含结构性问题的深层根源，可归纳如下：

　　日本通过战后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战后恢复→重化工业化→知识密集化）实现了经济崛起，其成功经验集中体现为 “顺应趋势、借力外部、强化基础” 三大逻辑：

　　1. 重化工业化阶段（1956-1973 年）：通过引进欧美技术并 “消化 - 改良 - 创新”，快速建立钢铁、造船、汽车等重化工业的大批量生产体制，1970 年重化工业占制造业比重达 64%，跃居发达国家前列；

　　2. 石油危机后（1974-80 年代初）：及时淘汰 “重厚长大”（高能耗、高污染）产品，转向 “轻薄短小”（节能、高附加值）产品，推动钢铁、汽车产业的技术升级（如节能炼钢技术、小型化汽车），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

　　核心逻辑：以技术适配时代需求（从 “规模扩张” 到 “效率提升”），避免被传统产业路径锁定。

　　1. 战后资源匮乏的国情：倒逼日本选择 “加工贸易立国”，通过进口资源、出口制成品，依托国际市场消化过剩产能（如 60-70 年代汽车、家电出口）；

　　2. 石油危机冲击：迫使日本加速能源节约技术研发（如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反而强化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3. 日元升值压力（80 年代）：推动企业向 “知识密集型” 转型（如半导体、精密仪器），同时加速海外生产布局以规避汇率风险。

　　核心逻辑：不回避外部约束（资源短缺、汇率波动、危机冲击），而是通过产业调整将 “压力” 转化为 “转型契机”。

　　1. 尽管第三产业就业与产出占比持续提升（1985 年第三产业就业占比 56.9%），但日本始终以第二产业为经济支柱：钢铁、机械等基础产业的技术积累，为后续汽车、电子等产业提供了配套能力；

　　2. 重化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 “梯度转移”：在重化工业发展的同时，通过技术扩散带动轻工业升级（如家电），并以工业反哺农业（如农业机械化），避免单一产业过度扩张导致的结构失衡。

　　核心逻辑：产业升级不是 “替代” 而是 “递进”，需以基础产业为支撑，避免 “跨越式发展” 导致的根基薄弱。

　　日本产业结构在 80 年代中期暴露的 “停滞型”“外需主导型” 等问题，本质是前期调整中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其教训集中体现为 “依赖路径、内外失衡、忽视长远” 三大缺陷：

　　1. 战后日本技术进步以 “引进 - 模仿 - 改良” 为主，虽快速缩小与欧美差距，但自主研发投入不足（企业研发以 “应用技术” 为主，基础研究占比低），对欧美核心技术（如半导体设计、软件）仍有依赖；

　　2. 后果：80 年代新技术革命（微电子、生物技术）中，日本因缺乏原创性突破，难以主导技术标准，只能在欧美技术框架下竞争（如半导体产业受美国技术封锁制约）。

　　核心教训：短期 “技术引进” 可快速追赶，但长期必须以 “自主研发” 为核心，否则会在技术革命中丧失主动权。

　　1. 为突破国内资源与市场限制，日本推行 “加工贸易立国”，出口占比从 1965 年的 8.1% 升至 1985 年的 16.6%，钢铁、汽车等产业出口依存度超 30%；

　　2. 后果：一方面引发美欧贸易摩擦（80 年代日美汽车战、半导体战），被迫接受出口限制；另一方面经济受外部需求波动影响极大（1986 年日元升值导致工矿业生产负增长），外需收缩直接冲击产业稳定。

　　核心教训：外需可作为增长 “助力”，但不能成为 “主导”，需平衡内外需，避免经济命脉被外部市场绑架。

　　1. 国内失衡：为追求高附加值，资源过度集中于重化工业、制造业，农业、矿业因低附加值被边缘化（1985 年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仅 8.8%），导致区域差距（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企业差距（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扩大；

　　2. 国际失衡：在国际分工中过度占据 “高附加值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附加值产业，加剧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工矛盾（如纺织、钢铁产业的国际竞争摩擦）。

　　核心教训：产业结构调整不能仅以 “经济效率” 为唯一目标，需兼顾国内产业均衡（避免 “畸形结构”）与国际分工协调（避免 “掠夺性分工”）。

　　1. 钢铁、造船等传统优势产业在丧失竞争力后，仍试图通过 “合理化改革”（如裁员、降本）恢复优势，而非主动向新兴产业转型（如新日铁在 80 年代仍犹豫是否退出钢铁主业）；

　　2. 对 “工业化优势” 的执念：在信息化社会到来时，对 “产业空心化” 的担忧阻碍了向非物质生产（知识、信息、服务）的转型，导致第三产业中高端领域（如金融、科技服务）发展滞后于美国。

　　核心教训：产业结构调整需 “前瞻性放弃”，对衰退产业不能 “恋战”，需及时向新兴领域转移资源，避免被传统优势绑架。

　　· 成功的关键：以技术升级为核心，兼顾 “外部机遇（如国际市场、技术扩散）” 与 “内部基础（如制造业根基）”，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适配时代需求的方向演进；

　　· 失败的根源：过度依赖单一路径（技术引进、外需市场、传统产业），忽视 “自主创新”“内需培育”“新兴产业布局” 的长远价值，最终在外部环境变化（如技术革命、贸易摩擦）中暴露脆弱性。

　　这些经验教训不仅解释了日本 80 年代后的经济转型困境，也为后发国家的产业升级提供了 “既要借势追赶，更要自主破局” 的启示。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历经战后重建、高速增长、泡沫经济、转型重构等多个阶段，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也留下了深刻教训。结合中国当前 “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构建双循环” 的核心目标，其调整路径对中国的启示可从以下几个关键维度展开：

　　日本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逻辑之一是 “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战后通过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如 50-60 年代引进欧美汽车、电子技术），70 年代提出 “技术立国”，80 年代形成半导体、精密制造等优势产业，2000 年后聚焦机器人、新能源等 “新产业创造”，始终以技术突破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迁。

　　· 强化 “引进 - 消化 - 再创新” 的闭环能力：日本在引进技术时并非简单模仿，而是通过 “逆向工程 + 本土改良” 实现超越（如丰田对美国汽车生产线的改造形成 “精益生产”）。中国在芯片、高端装备等 “卡脖子” 领域，需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研发能力，避免 “重引进、轻消化” 的低效循环。

　　· 平衡 “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日本曾因过度侧重应用技术（如消费电子），在基础科学领域逐步落后于美国，导致后续产业创新后劲不足。中国需加大基础研究投入（2023 年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比重约 6.3%，低于日本的 12%），同时通过 “产学研用” 协同（如日本 “技术研究组合” 模式）推动成果转化。

　　· 保护 “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日本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 99%，且大量专注 “隐形冠军”（如精密轴承、特种材料），成为产业链配套的核心支撑。中国需优化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如简化审批、提供技术补贴），避免 “重大企业、轻中小企业” 导致的产业链断层。

　　日本在产业调整中曾因 “路径依赖” 付出代价：80 年代过度依赖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汽车、电子占出口 60% 以上），90 年代泡沫经济后未能及时对冲外需波动；2000 年后因对传统制造业（如家电）转型犹豫，被中韩企业抢占市场。而其成功案例则体现在对 “潜在需求” 的提前布局（如 80 年代预判老龄化需求，推动医疗器械、养老服务产业发展）。

　　· 警惕 “低端锁定” 与 “路径依赖”：日本在 80 年代曾因纺织、钢铁等传统产业利润稳定，延缓了向高端制造转型，导致被后发国家追赶。中国需主动剥离 “高能耗、低附加值” 产业，推动传统制造业向 “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 升级（如家电行业从 “组装” 向 “智能家居生态” 转型）。

　　· 提前布局 “未来产业”：日本在机器人（占全球工业机器人产量 50% 以上）、氢能源（丰田 Mirai 技术领先）等领域的优势，源于 90 年代就通过 “产业技术战略” 提前规划。中国可结合人口结构（老龄化）、能源转型（碳中和）等趋势，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赛道，通过政策引导（如专项基金、标准制定）抢占先机。

　　三、协调 “区域与城乡产业布局”，避免 “产业空心化” 与 “资源错配”

　　日本在产业调整中曾面临两大空间问题：一是 80 年代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离岸生产”）导致本土 “产业空心化”，就业岗位流失；二是东京 “一极集中” 导致区域产业失衡（东京占日本 GDP 30%，而北海道、九州产业空心化）。后期通过 “地方产业振兴计划”（如九州 “半导体产业集群”）和 “再工业化”（鼓励企业回迁核心技术环节）逐步缓解。

　　· 平衡 “产业转移” 与 “本土根基”：中国在产业梯度转移中（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东南亚转移），需保留核心环节（研发、设计、高端制造），避免 “全链条外迁”。可借鉴日本 “母工厂” 模式（企业将核心技术、工艺保留在本土工厂，作为全球生产的技术支撑），确保产业竞争力根基。

　　· 优化 “区域产业集群” 布局：日本 “京滨（汽车）、阪神（化工）、中京（精密机械）” 三大工业带的成功，在于依托港口、技术、配套形成协同效应。中国可结合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等城市群定位，避免 “同质化竞争”（如避免各地盲目发展新能源汽车组装），形成 “错位分工”（如长三角聚焦芯片设计，珠三角聚焦智能制造）。

　　· 缩小 “城乡产业差距”：日本通过 “农村工业引进”（将中小企业分厂设到农村）和 “农工协同”（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提升农村产业活力。中国可推动 “乡村振兴” 与 “产业下沉” 结合，鼓励城市技术、资本向县域延伸（如农产品精深加工、农村电商），避免城乡产业 “二元分割”。

　　日本泡沫经济（1980 年代末）的核心教训是 “金融脱离产业”：银行过度向房地产、股市放贷（房地产贷款占比超 30%），企业将资金投入投机而非实业，导致产业升级停滞。泡沫破裂后，大量企业因债务危机倒闭，拖累实体经济。后期通过 “金融回归本源”（限制投机性贷款、引导资金流向中小企业和创新领域）逐步修复。

　　· 遏制 “资本无序扩张”，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中国需避免资本过度涌入房地产、互联网平台等领域，通过政策（如房地产 “三道红线”、限制互联网平台 “无序扩张”）引导金融资源向制造业升级、科技创新倾斜（如科创板支持 “硬科技” 企业）。

　　· 构建 “产业金融” 支持体系：日本 “主银行制度”（银行与企业长期合作，参与经营决策）和 “风险投资（VC）+ 政府引导基金” 模式，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了资金保障。中国可完善 “科技金融” 工具（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创票据），鼓励长期资本（如保险资金、养老基金）投入产业升级。

　　日本产业结构的开放性曾是优势（如通过出口占领全球市场），但也因 “对外依存度过高” 遭遇风险：1970 年代石油危机（日本石油对外依存度 99%）重创重化工业；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全球汽车、电子产业链因日本核心零部件（如芯片材料、精密轴承）断供陷入停滞。后期通过 “供应链多元化”（分散采购地）和 “技术储备”（替代材料研发）增强韧性。

　　· 在开放中构建 “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中国需在全球化中避免 “单点依赖”（如部分芯片设备、医疗耗材依赖进口），通过 “国产替代”（短期）和 “多元供应”（长期）提升韧性。可借鉴日本 “特定重要技术基盘” 制度（对关键材料、零部件设九游娱乐立 “国产化率目标”），确保核心环节 “不被卡脖子”。

　　· 平衡 “外需” 与 “内需”：日本 1980 年代因过度依赖外需（出口占 GDP 20% 以上），在日元升值后出口受挫。中国可依托 “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双循环），通过 “内需驱动” 消化产能（如新能源汽车国内市场支撑技术迭代），同时以 “高端产品出口”（如光伏设备、高铁）提升全球份额，避免 “外需波动冲击产业”。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本质，是在 “创新与传承”“开放与安全”“效率与公平” 之间寻找动态平衡。对中国而言，需借鉴其 “以创新驱动升级、以协同优化布局、以制度防范风险” 的经验，同时规避 “产业空心化、金融投机、区域失衡” 的教训，最终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 “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既要有 “全球竞争力的高端产业”，也要有 “坚实的实体经济根基”；既要有 “开放的国际合作”，也要有 “自主可控的安全底线.结语：

　　该文发表于1987年，正值日本经济经历高速增长后步入转型期的关键阶段。作者敏锐地捕捉到日本产业结构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趋势，选题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意义。文章结合当时日本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如日元升值、贸易摩擦、新技术革命等），深入分析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性，为理解日本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视角。

　　作者引用了大量统计数据（如就业结构、产业占比、企业投资动向等）和案例（如新日铁转型、汽车产业竞争），并辅以国际比较（如美国、英国的经验教训），增强了分析的客观性。例如，文中指出1985年日本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达56.9%，制造业出口依赖度高，这些数据有力支撑了“外需主导型”结构的论点。

　　作者不仅分析日本问题，还批判其产业结构中的“畸形”性（如依赖国际剥削），并引申出对中国的启示:

　　刘昌黎的这篇文章兼具学术深度与现实关怀，尽管部分预测受时代限制未能完全应验，但其对产业结构转型规律的分析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尤其文中强调的“技术自主创新”和“内需主导转型”，对当前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也具有启示作用。

　　刘昌黎在1987年发表的《论日本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一文中，对日本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的趋势进行了前瞻性分析。如今，日本第三产业占比已超过70%，但经济增长长期停滞，这一现象确实印证了文中的部分观点，同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以下是对比分析：

　　刘昌黎的预测在第三产业扩张、技术依赖、外需风险等方面具有高度前瞻性，但现实情况更复杂：

　　总体来看，日本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仍在进行中，但经济增长停滞表明，单纯依赖第三产业扩张不足以解决深层问题，技术创新、内需振兴和国际协调仍是关键挑战。

　　在战后4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日本产业结构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和调整：1945-1955年，实现了由战争经济向和平经济的恢复和调整；1956-1973年，实现了重化工业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1974年至80年代初，在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同时，开始向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价值型产业结构转化。经过上述变化和调整，日本工业化社会发展达到了高度成熟的水平，产业结构也实现了现代化，主要标志是：

　　1975年，日本第三产业就业人数首次超过第一、第二产业之和；到1985年，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8.8%、34.3%56.9%①。就目前的情况看，日本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虽然仍高于美国，但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已经超过了50%，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与此同时，日本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按1984年的统计，三次产业在国民总生产中的占比分别是3.2%、37.7%和60.1%，也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

　　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和生产比重虽仍低于第三产业，但由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减少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都离不开第二产业的发展，因此，第二产业一直是日本经济的基础和支柱。与战前的工业结构以及美国的工业结构相比，日本现行工业结构的突出优点，一是军事工业比重小，二是基础产业部门形成了大批量生产体制，具有世界一流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1970年 ，日本制造业中重化工业的生产比重已高达64%，在主要发发达国家中处于领先水平。经过两次石油冲击后，重化工业在防止公害和污染、节省资源能源的过程中，逐步减少和淘汰了“重厚长大”型产品生产，增加和开发了“轻薄短小”型产品生产，从而促进了知识密集型、高附加价值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实现了工业结构的合理化与现代化。

　　自高速经济增长达到顶点的1970年以来，日本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一直在34%左右的水平徘徊。从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增加的情况看，1980-1985年共增加66万人，每年平均增加11万人，只相当于1955-1970年年均增加53.8万人的1/5②。如果考虑80年代以来企业经营多角化的发展，即一些第二产业的企业也开展了属于第三产业的经营事业，则第二产业实际就业人数增加还要少于上述统计。特别是1986年以后，由于钢铁、造船等制造业部门开始大量解雇员工，导致了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减少。第二产业就业比率下降和就业人数减少，标志着以第二产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停滞阶段。

　　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变化的主要动力。从战后情况看，日本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的特点是全面引进欧美先进技术，尤其是引进生产技术。所以，日本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比例低，独自开发的新技术少，对美欧各国的技术贸易一直处于赤字状态。由于日本主要工业部门是在引进美欧技术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其产业结构就是一种“引进型”结构。技术引进虽然使日本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走了捷径，既节省了时间，又避免了风险，赢得了速度和效益，但在国内外技术差距缩小，特别是在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依靠技术引进的做法就越来越不适应了。

　　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和能源都很匮乏的岛国。如何克服资源、能源制约，解决市场问题，一直是日本经济的重要课题，也是调整产业结构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战后日本政府推行了“加工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实施了发展重化工业化的政策措施。在70年代前世界资源能源供给充足，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以此为出发点调整产业结构，虽然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却加深了日本经济的对外依赖性。进入80年代以后，两次石油危机造成的能源短缺以及资源制约虽然有所缓和，但日本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性却不断增强了。以出口占国内总需求的比例为例，1965年是8.1%，1975年提高到13.1%，1985年又提高到了16.6%。尤其是制造业，1984年出口额占销售额的比重高达25.6%，其中，钢铁、一般机械、电子机器和运输机械更分别高达31.4%、31.6%、37.3%和41.3%③。1981-1985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9%，其中有1/3是依靠外需实现的。

　　战后以来，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始终是以追求高附加价值、即追求高额剩余价值为中心而展开的。结果，高附加价值产业迅速发展，低附加价值产业日趋衰弱，从而导致了产业结构的“畸形”。这不仅在国内导致了农业、矿业的衰退以及大中小企业之间、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而且在国外引起了结构性摩擦，特别是加剧了与发展中国家不平等分工的矛盾。这意味着日本畸形的产业结构，实质上是国内剥削和国际剥削同时加剧的产物。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日本产业结构内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一些问题还矛盾激化了。

　　随着微电子等高端技术的发展，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已经拉开帷幕。其重要标志，是电子工业、新材料工业的发展以及生物技术、光纤通信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兴起。这场新技术革命不仅使汽车、家用电器等传统工业产品在技术上更臻成熟，而且还将推动日本进入以知识和信息为主要经营资源的信息化社会，彻底改变整个经济社会的面貌。

　　经过高速经济增长，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中流意识”。中流意识不仅改变了日本国民的职业意识和劳动观念，而且其基本生活需求也由小汽车、家用电器产品等，转向了对时间（更多的余暇时间）和空间（更宽敞的住宅和更大范围的社会活动空间），即由以物质需求为主转向了以精神需求为主。

　　与此同时，日本人口高龄化迅速发展。目前，日本已实现了“人生75年”，是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到2040年还将实现“人生85年”的目标。届时，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重将由现在的1/10提高到1/4，成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超高龄社会。老龄人口迅速增加，使老人的生活、养老、保险、医疗、保健成了越来越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

　　中流意识和高龄化结合在一起，正在使日本的就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从其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看，不仅会使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进一步下降，而且还会使全部产业中体力劳动和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减少。从其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看，少品种、大批量的生产方式难以为继，以物质生产为主的产业结构越来越不适应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了。

　　在传统工业中，各产业的发展周期一般经过进口、进口替代、出口成长、成熟和逆进口这五个阶段。其中，进口阶段是通过进口国外新产品，引起国内需求，逐渐形成国内市场的过程，也是通过模仿和技术引进开展试生产的过程；进口替代阶段是国内需求迅速扩大，产品国产化能力不断提高并逐渐替代进口的过程；

　　出口成长阶段是国内生产水平提高而国内市场却趋于饱和，要靠出口才能维持生产规模、实现产业继续发展的过程；成熟阶段是国内市场饱和，出口不振，进而生产萎缩的过程；逆进口阶段是后进国出口竞争力增强，其产品不断打入国内市场，进而加速国内生产衰退的过程。若用上述产业发展周期来衡量，则目前日本的服装、家具产业已进入逆进口阶段，造船、钢铁、塑料、纺织业等已进入成熟阶段，汽车、家用电器、一般机械、办公设备产业等已进入出口成长阶段后期；只有半导体、计算机等高新技术尚处于成长阶段。可见，日本传统工业的大多数部门都越来越难以继续在国内发展了。

　　在产业发展周期处于衰退阶段的同时，日本企业国际化却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局面。企业国际化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国内发展阶段、向国外发展过渡阶段和国际化发展阶段。在国内发展阶段，企业依靠引进技术，革新生产工艺，以国内生产经营活动为主。在这一阶段，部分企业虽然也进行一些海外事业活动，但主要是出口制成品，并依赖综合商社和银行的引领或支持。在向国外发展过渡阶段，企业虽然继续以国内生产经营活动为主，但开始把一部分事业活动转移到海外，同时开展国内、国外的生产经营活动。在这一阶段，企业不断寻找海外事业活动的机会，逐渐把制品生产和工厂的一部分转移到海外，不断摸索和积累国外生产经营活动的经验。在国际化发展阶段，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分配经营资源，开展全球性的生产经营活动。在这一阶段，企业优先选择生产、销售、研究开发、资金筹措的最佳场所，在开展企业内国际分工的同时，统一掌控国内外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按地区和国别来分割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产品。根据上述划分标准，目前日本大多数企业的国际化处于第二发展阶段，也有少数企业开始向第三阶段发展。根据经济同友会编1986年《企业白皮书》的资料，在调查对象企业中，按多项选择回答统计，已有76%的企业建立了海外生产网点，46%的企业制定了海外发展计划；其中，总资产规模超过5 000亿日元的大型企业的上述比重分别为91%和73%。从整体看，占总数86%的企业认为国际化势在必行，对海外发展持积极态度，正在寻找有利时机。

　　产业发展周期衰退阶段与企业国际化发展阶段，从不同方面激化了现行产业结构的矛盾。日本主要工业部门的产业发展周期大都进入了衰退阶段，标志着以传统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已经遇到了瓶颈，以第二产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日本大多数骨干企业的国际化进入向国外发展的过渡阶段，意味着日本从自身的角度来规划产业结构的时代已经过去，实现国际协调的产业结构，才是保证企业在国外顺利发展的希望之路。

　　日本远离欧美，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这种独特的地理优势，不仅为日本向亚洲各国推销重化工业产品、从各国进口廉价的资源能源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使日本从这种垂直的国际分工中获得了很大好处。然而，自70年代“亚洲四小”迅速崛起以来，中国和东盟五国的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有力冲击了日本产业的出口竞争力，对现行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了挑战。以南朝鲜为例，它已经在纺织品、服装、家具乃至钢铁、造船等方面形成了对日竞争优势，电视机、小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也以咄咄逼人之势打进了美国市场，进军日本市场也指日可待、为期不远了。另一方面，亚洲四小崛起以及中国和东盟五国经济起飞，特别是它们加速工业化进程的决心和大力引进外资、努力提高国产化水平的努力，都为日本扩大对亚洲直接投资、建立多层次国际分工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加速转移衰退产业，放弃夕阳产业的不利竞争，改变建立在国内剥削和国际掠夺基础上的畸形产业结构，缓和与新的国际分工体系的矛盾，就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了。

　　1985年，日本贸易收支和经常收支黑字分别为559.86亿美元和491.69亿美元。1986年 ，日元虽继续升值，但因石油价格下跌和“J曲线效果”，两项黑字仍分别增加到926.59亿美元和859.68亿美元。迅速扩大的巨额顺差，使70年代末期加剧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美欧各国对日本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与日俱增。结果，日本出口受到了严重打击，一时成了国际社会严厉谴责的靶子。更为严重的是，在出口产业遭受沉重打击的情况下，因日元升值常态化而破产的企业已越来越多了。

　　1986年，在贸易摩擦和日元升值的双重打击下，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到2.2%，是197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尤其是工矿业生产，还下降了0.8%，是1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首次在发达国家中倒数第一。国际收支巨额黑字和经济低增长的矛盾，使外需主导型的产业结构越来越难以为继，迅速改变这种状态，形成以内需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协调型产业结构，已成为日本经济的当务之急。

　　在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日本产业结构的内在问题愈益显露，表明日本作为世界工业大国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为继续保持经济大国地位，日本是否会步美国后尘，走向消费大国的道路呢？从推进住宅建设和城市再开发事业、充实消费生活、完善社会资本等方面扩大内需，是否是形成国际经济协调型产业结构的根本方向呢？诚然，内需不足是导致日本国际收支出现巨额黑字的重要原因，要缓和贸易摩擦，摆脱低速增长状态，把外需主导型产业结构转为内需主导型产业结构是非常必要的。况且，推进住宅建设和城市再开发事业、充实消费生活、完善社会资本等，这也是日本讲了多少年却一直也未能做好的事情。从这些方面着手振兴经济的潜力也确实是很大的。然而，世界经济史证明，经济大国衰退的过程和向消费大国转变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离开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换言之，从上述方面扩大内需虽然是日本经济的重要课题，但却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方向。

　　那么，什么是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方向呢？众所周知，社会生产包括以工农业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物质生产和以知识、信息、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非物质生产。只要人类的智慧没有穷尽，则无论物质生产还是非物质生产，其发展都是没有穷尽、永无止境的。而且，非物质生产还是比物质生产领域更宽广、内容更丰富的生产。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其发展受到限制的只会是工业生产，至于知识、信息、服务等方面的生产，则不仅不会受到限制，反而会受到越来越有力的推动。日本作为世界科技大国、信息大国以及金融大国、资本大国，其社会生产继续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所以，以高度发达的传统工业为基础，以新技术革命为动力，以日元升值为契机，逐步扩大以知识、信息、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非物质生产，乃是日本产业结构变化与调整的根本方向，这也是日本科学技术立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归宿。

　　信息化社会是比工业化社会生产力水平更高的社会。既然如此，为什么美国进入信息化社会以后，其国际经济地位却迅速下降了呢？其主要原因，一是美国进入信息化社会时的科技基础远不能和现在相比，即当时的科技水平还不足以支撑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二是美国在把大量劳动力投入到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同时，把科技成果更多地运用到了军工生产和争霸世界，忽视了对传统工业的技术升级改造，致使日本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迅速接近甚至超越了美国；三是美国在工业大国衰落的过程中，逐渐走上了消费大国的道路。另外，美国虽然率先进入了信息化社会，但世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仍沿用工业化社会的评价尺度，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1986年，日本民间设备投资已经出现了制造业投资下降、非制造业投资增加的现象。根据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的分析，1987年，制造业设备投资将在上年下降7.4%的基础上再下降6.7%，下降的部门也将由9个扩大到13个，即制造业所有部门的设备投资都将下降；其中，下降幅度较大的是造纸工业下降38.1%，造船工业下降18.6%，印刷工业下降16.4%，化学工业下降10.1%。相比之下，非制造业设备投资将在1986年增加12.1%的基础上再增加7.1%④。今后，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设备投资增减虽可能发生变化，但以第三产业为中心增加设备投资乃是大势所趋。

　　在第三产业设备投资增加的同时，以第三产业为中心扩大雇佣也在所难免了。目前，制造业为渡过难关，纷纷出台了减少雇佣的“合理化计划”。例如，新日铁在1987年2月就提出了1990年前裁减19 000名员工的“合理化计划”。另外，因煤矿和炼铝厂等面临关闭或转产，也将有越来越多的员工不得不转向第三产业谋生。到2000年，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将由1985年的56.9%提高到65%左右。

　　另外，在第二产业减少雇佣的同时，其内部的职业结构也将发生变化。根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的研究报告，1980年，第二产业男、女就业人员中脑力劳动者（包括工程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和办事人员）的占比分别是19.2%和25.7%，体力劳动的占比分别是80.8%和74.3%；到2000年，前者的占比将分别提高到22.4%和33.5%，后者的占比将分别下降到77.6%和66.5%⑤。

　　即将实施的以扩大公共投资为中心的扩大内需政策，将是日本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内需主导型产业的基本依据。在充实社会资本、进行城市再开发、扩大住宅建设的过程中，第三产业特别是东京、大阪、名古屋等特大城市的第三产业将会进一步发展。另外，随着日元国际化和金融国际化的发展，东京将迅速发展为与纽约、伦敦比肩的国际金融资本中心。与此同时，东京还将成为世界主要的科技中心、信息中心和商贸中心。这样，不仅国内各大企业的总部会云集东京，各国企业在东京的事业活动也将大量增加。届时，东京的科技文化事业、研究开发事业、金融保险业、租赁业、不动产业、商业、服务业、电力、煤气、自来水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建筑业等，都将有很大的发展，并成为支撑城市经济社会的基干产业。与此同时，东京、大阪、名古屋等特大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都将从以往的工业中心，转变为科技中心、文化中心、信息中心、金融中心、商贸中心和服务中心。

　　1980-1985年，日本制造业研究开发投资占设备投资的比重由8.5%提高到12.6%，今后还将进一步提高。随着研究开发投资增加，研究开发已成为企业最重要的事业内容，研究开发型企业将更加活跃。在民间研究开发迅速发展的同时，政府牵头的大型研究开发计划也陆续实施了。目前，日本政府已经提出了规模宏大的“人体新领域研究计划”，今后还可能制定与美国“星球大战计划”、西欧“尤里卡计划”比肩的大型科技计划。例如，第三次高桥龟吉优秀经济论文最优奖获得者梅屋薰提出的“核聚变和平利用研究”等，就使日本加速走向了科技大国的道路。

　　所谓跨行业化，是指企业在经营多元化（经营多角化）的基础上，向跨行业经营的方向发展。企业跨行业化趋势充分体现在其研究开发多元化方面。目前，日本大多数企业的研究开发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尤其是在产业发展周期中处于衰退阶段的企业，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以1984年纤维工业的研究开发投资为例，投向本业经营发展方面的经费只占30%，其余则投向了有机化学、综合化学和医药品等方面。有色金属工业也一样，1970年投向本行业技术研发的投资曾经占研发投资总额的80%，而1984年则下降到了50%以下。随着企业研究开发的多样化，其经营多元化不断发展了。以日本最大钢铁企业----新日铁的经营计划为例，到1995年，其生产额虽将比1986年增加近1倍，但届时钢铁生产占比将下降到50%以下，其余产值则通过研究开发、电子产品、信息、社会开发、城市开发、生物技术产品等来实现⑥。新日铁的事例说明，经营多元化不仅会使企业的行业属性变得模糊起来，而且还会使一些制造业企业的经营向非制造业领域发展。目前，美国制造业的去工业化趋势已经显现；一二十年后，日本也可能出现一些“不制造的制造业企业”。

　　追求高附加价值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日本矿业、炼铝等产业部门效率很低，没有国际竞争力，关闭、转产已是大势所趋，在所难免。与此相反，微电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将迅速发展。展望21世纪，集成电路、精密陶瓷、光导纤维、工程塑料、磁性流体、高吸水树脂、新磁性材料等高新技术产品生产，将成为日本新的基础工业部门；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计算机工业、航天工业和医药品工业等，将成为日本工业的新支柱。在产品高附加价值化发展的过程中，汽车、家用电器、机械机器等在利用微电子、新材料、新能源等新技术方面虽然有广阔的余地，但由于市场饱和以及后进国赶超等原因，其国内生产已难以扩大了。至于对高新技术成果应用较少的劳动密集型的纤维工业，以及受资源、能源和环境制约的造船工业、钢铁工业和金属制品工业等，由于其国际竞争优势已经丧失或正在丧失，进一步衰落都是不可避免的。

　　8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国际化的重要标志，是海外生产迅速发展。以汽车工业为例，自日产、本田在美国开始当地生产以来，丰田、三菱汽车等主要汽车厂商都先后决定在美国和西欧建立生产网点。到1990年，日本在国外生产的汽车将达到210万辆，约相当于当前国内生产量的1/5和出口量的1/3。日本现有大多数工业企业的生产大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扩大海外生产乃是实现继续发展的一条出路。随着企业海外生产的发展和扩大，对外制造业直接投资将会出现新的快速发展。

　　到2000年，日本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将从1985年的8.8%下降到 5%左右，占国民总生产的比重也将从3.2%下降到2%左右。在第一产业衰退的过程中，为了缩小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差，实现农业合理化、效率化，农产品自由化也将不断发展。这样，农业在日本经济中的地位虽然会进一步下降，但随着农业合理化、效率化程度的提高，特别是随着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成果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和普及，日本大米等主要农产品的自给率仍有可能保持稳定。

　　历史上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事情。50年代初，当日本汽车年产量只有3万辆的时候，美国汽车年产量已超过800万辆，差不多垄断了世界生产的80%。在日本政界和民间辩论日本车质次价高、造车不如买车时，他们做梦也没想到30年后日本竟然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1980年，日本汽车年产量跃增到1 104万辆，而美国则由1978年达到顶点时的1 287万辆减少到806.5万辆，只比1950年多6.5万辆。

　　70年代初，当南朝鲜兴建浦项钢厂时，新日铁已经是世界上独占鳌头的钢铁巨头，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然而到1986年，浦项钢厂的人均钢产量达到了600吨，超过了新日铁520吨的水平。浦项钢厂的工资水平只相当于新日铁的1/6-1/7，面临浦项钢厂的竞争，新日铁不得不在1987年2月停火5座高炉，并开始向钢铁生产以外的微电子和信息产业等方向转产。

　　面对日本汽车工业的激烈竞争，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在高关税保护和日本车自动限制出口的情况下，自1979年以来已经进行了90多亿美元的巨额设备投资，裁减了1/3的员工。尽管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但迄今为止，三大汽车公司仍未能生产出和日本一样低成本、高质量的小汽车。现在，尽管出现了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有利时机，但美国市场上仍然日本车畅销、美国车滞销的局面。

　　60年代以后，美国开始从世界经济大国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了。面对巨额的贸易赤字，一些美国人希望通过“再工业化”来实现新的复兴。然而，历史无情地证明，美国工业化时代已经过去，日本工业化的黄金时代也不会永远继续下去。英国在这方面提供了最好的证明。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在研究20-30年代英国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时说：由于受到后来居上的德国和日本的挑战，英国轻工业的竞争力显著下降；当时，英国如能把产业发展转向日德两国还很落后的重化工业，特别是转向机械工业，本来是能够扭转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局面的；但是，非常保守的英国人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英国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⑦。

　　产业结构转换的过程是曲折的。在社会生产由物质生产向非物质生产转移的过程中，不仅英国和美国出现过反复，日本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尽管筱原三代平等知名经济学家已意识到日本产业结构必须根本转变，但真要让日本把工业生产从其拿手的传统工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从其引以为豪的工业化生产转向非工业化生产，则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不会那么心甘情愿。现在，不仅刚刚丧失竞争优势的造船工业和钢铁工业在努力恢复竞争能力，早在60年代就已成为夕阳产业的纤维工业也有企业试图东山再起。近来，一些日本学者担心“产业空心化”问题，就表现了日本各界对可能丧失工业大国地位的忧虑心情。可见，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尽管如此，但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一旦产业结构改变带来更高水平的生产力，日本人就会发现今天的犹豫彷徨是没有必要的。

　　日本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变，既给我国提供了发展重化工业的机会，又使我国面临了严峻的挑战。我国现在有两种选择：一是现在就利用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有所作为，抓紧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二是无动于衷，坐视“四小龙”或其它国家和地区利用这次机会，待到一二十年之后，再利用四小龙等产业结构转变的机会。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关乎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大问题。

　　当前，我国当然可以趁日本关闭煤矿、停止炼铝、把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简易零部件由国内生产转为从国外进口的机会，对日本增加一些矿产品和初级制成品的出口，借以减少对日贸易赤字。但是，这并不能说是利用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我国必须从长远出发，即根据我国工业现代化的方向，下决心把一些日本正在衰退而我国亟待发展的工业部门，包括钢铁、造船、汽车、家用电器、机械九游娱乐设备和办公设备等，最大限度地发展起来。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已经多次错过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等是技术密集度较低的工业部门。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我国上述工业部门已发展多年，在基本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情况下，本来应该有占领国际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在70年代以前闭关锁国的情况下，不可能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国内也没有市场机制和市场竞争。所以，尽管我国工资水平很低、劳动力也很丰富，但上述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却很低，没有形成大批量生产的体制，更没有占领世界市场的一流产品。所以，在还未发展到出口成长阶段时，就普遍出现了未老先衰的征兆。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我国又可能错过一次机会。80年代以来，日本对外制造业直接投资的重点已经转向了汽车和家用电器的海外当地生产。特别是1985年以来，日本汽车工业的海外生产更引人注目，一些媒体甚至用“海外大逃亡”的醒目标题，来形容各大汽车厂商急切扩大海外生产的处境和心情。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美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发达国家欢迎日本汽车厂商投资建厂，南朝鲜、印度、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也纷纷采取措施，紧紧抓住了这一机会。相比之下，我国对发展重化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还没有明确的认识，“七五计划”虽然把汽车工业列为支柱产业，但国内远未形成大力发展汽车工业的氛围，更没有以汽车工业为重点招商引资的思路和行动。这说明我国还没有认识到抓紧利用日本产业结构调整这一难得机遇的认识和准备。